这就意味着，宪法修正案仍不过是一个只具备参考价值的修宪文件，难以体现出修改宪法的效果。
包括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中央政府与澳门特区政府签署的《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这些规范是一国的根本制度，是界定两制的规范依据，不承认这一类宪法规范在特别行政区的效力，国家的宪法秩序就会受到破坏，基本法和特别行政区制度就会失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香港回归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特别行政区的政治运作和基本法适用通过了多项具有立法性质的决议和决定。一般而言，有权提起宪法审查的国家机关必然有权启动宪法解释。因此，宪法在特别行政区整体上是适用的。八二宪法根本规范变迁论[17]则直陈我国现行宪法已经由过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变为了一部多元共和制宪法，宪法第31条是对五四宪法以来的共和国体制的重塑，八二修宪与七五修宪和七八修宪的显著区别在于宪法的根本规范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般行政区和民族自治区实行社会主义共和制，特别行政区实行资本主义共和制。其二，通过国家机关的解释提请权监督宪法的实施，赋予一切国家机关和公民监督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是否违宪的责任，从而弥补宪法司法适用机制的形式意义上的合宪性审查之不足。
因此，这一条款可称为基本法的自足性条款。该条款其实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自我宣告为全国性法律的特别法，从而起到优先适用的法律效果。于1970年制定的美国《环境教育法》将环境教育定义为一种教育过程，其重点在于以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人为环境与人类的关系为基础，对包括人口、污染、资源等若干问题与人类环境的关系及随之产生的影响进行相应的认知。
我国学者也开始从20世纪80年代提出环境权的概念,以蔡守秋教授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和《法学评论》1982年第2期的《环境权初探》两文作为环境权研究的开始。[11]因此，就环境保护而言，并非意味着只是国家负有环境义务，公民享有环境权利这样的一种简单关系。②排除或减轻现在对环境可能或潜在的危险性。在日本的环境权运动中，宪法学者发挥着重要作用。
公民环境义务在我国所具有的强烈现实意义是由环境资源的共享性、环境治理的复杂性、参与性等决定的。那么公民作为一定程度的积极环境司法的可能受益者，在环境司法中的环境保护义务主要是指服从和积极配合司法的义务，主要包括服从司法判决和司法制裁的义务，再者，环境司法中证据的获取是较难的，因此公民在知悉相关信息的前提下有举证的义务。
我国公民的环境保护义务的规范依据首先来自于现行宪法，并被赋予了特定的内涵。[46]总之，对公民环境义务的宪法提倡的目的在于提升公民环境保护的意识，对公民与环境有关的行为进行规范，从而使公民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相协调，在环境义务的层面实现公民与国家的分工协作，从而实际保护我国的生活环境乃至改善生态环境。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自觉行动起来，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力量。光明网报道，2013年度的关键词汇锁定为雾霾。
[8] 参见俞可平：《治理和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第42页。（2）让政府机关和公民充分认识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不矛盾，而且可以相得益彰。在美国环境保护运动最为澎湃的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与70年代前半期，环境权研究产生并发展，在70年代初期，关于环境权的诉求出现在美国法院，有关环境权的研究成果等法律文章也常见于美国各大学的法律评论。[14]在理论与实践中，重视环境保护义务，可以让公民意识到个体对环境保护的责任性与参与性，从而可以提高环境意识。
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进行宪法解释，明晰公民环境义务的内涵。应当从三个方面对这种维持性的保护进行概括：①排除现存的对环境的损害。
当代日本倡导环境权的宪法学家有小林直树、阿部照哉、针生诚吉和松本昌悦等。因此，公民环境义务的概念只会在理论和实践上使得国家环境义务概念更清晰，功能更突出。
积极维护义务在公民的环境保护义务中属于中等程度的要求。[1]在环境法治中，公民环境义务的重视与环境权的提倡同等重要。所谓生态环境，强调对生态系统发展产生密切影响的各种生态因素，即环境条件的总和。因此，公民对应的环境立法义务是指立法的积极参与义务，主要包括立法听证的积极参与、立法草案意见的积极参与以及修法意见的积极参与等。例如，以魏玛宪法以来的国策条款来看，既蕴含了权利内容，也涉及有义务因素，[19]换句话说，权利与义务既体现在权利、义务条款本身，也包含在国策条款中。周珂主编：《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3—94页等。
雾霾、重金属污染、饮用水安全等成为了被调查者最为关注的问题。[7] [美]丹尼尔·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袁世全、冯涛主编：《中国百科大辞典》，华厦出版社1990版，第250页。参见郑贤君：《宪法虚伪主义与部门法批判》，《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1期，第109页。
根据与环境保护义务的不同关系，可以分为四种情形。现行宪法没有直接规定公民的环境义务，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法学，实为解释之学。
4.重视公民环境义务，有利于提高公民的环境意识，增强环境保护的实际效果。随着国内环境问题凸显、生态文明深入人心、绿色理念成为五大发展理念以及全球环境治理新秩序的构建，我国宪法中的环境条款日益凸显其重要性，其政治和规范价值不断提升，仅仅孤立的一两条宪法条款已难以涵盖，更具有包容性、发展性的环境观日益成为包括政治观、文化观等在内的特定的中国宪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术界特别是法学界的推动下，形成了环境权运动。摘要: 我国当下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决定了环境治理并实现绿色发展的现实迫切性。
[31]一般情况下，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不涉及环境问题。四、对可能存在疑问的分析回应 公民环境义务的主张在理论与实践上可能会产生诸多疑问，最主要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徐孟州、谭柏平：《论环境的社会控制与法律保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48页。通过监督环境执法部门严格履行其职责，防止权力寻租。
比利时宪法直接描述了环境权利、义务与人的尊严的密切关系。2.现行宪法对环境正义的确认。
一般的宪法学教科书对该条所包含义务的解析与环境保护多无直接关系。[45] 参见张震：《环境权的请求权功能：从理论到实践》，《当代法学》2015年第4期，第24—25页。1989年3月，全球大气保护的国际峰会发布了《海牙环境宣言》，该宣言认识到环境退化会有损于在一个适宜的环境中有尊严地生活的权利。二、宪法上公民环境义务条款的规范解析 全面修改后的《环境保护法》第6条，明确规定了公民的环境保护义务。
2.是否导致对国家义务的减少甚至免除？ 笔者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同时公民不当的环境行为，也可能对其他公民的环境利益造成影响甚至损害，因此公民在行使环境权和其他权利时，有不影响他人环境利益的充分注意和不当行为禁止的义务。
[29] 孙国华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法理学卷》，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362—363页。（3）公民在环境司法中的环境义务。
依据现行宪法第9条和第26条的规定，国家对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应趋向于达到积极的治理效果。[33] 李累：《宪法上人的尊严》，《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第134页。
